Protestaktion an österreichischen Unis / 奥地利高校学生抗议行动

UNIBRENNT!!!!!!

Forderungen die gemeinsam von allen Studierenden dort verfasst wurden, sind:

  • Re-Demokratisierung und Stärkung der Mit- und Selbstverwaltung in allen
    Bildungseinrichtungen! – Ausfinanzierung der Unis!
  • Selbstbestimmtes Lernen und Leben ohne Konkurrenz- und Leistungsdruck!
  • Freie Masterzugänge!
  • Keine verpflichtende STEP!
  • Abschaffung aller Bildungs- und Studiengebühren!
  • Keine Aufnahmeprüfungen!
  • Unabhängige Lehre und Forschung!
  • Schluss mit prekären Dienstverhältnissen für Lehrende, Angestellte und ArbeiterInnen!
  • Genug Studienplätze für alle!
  • Abschaffung der Erweiterungscurricula!
  • Flexible und selbstbestimmte Studienpläne!

学生要求:

  • 推翻新通过的大学法修正案,加强高校的自治和民主管理
  • 通过修改课程设置取消学生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学习气氛更自由
  • 取消硕士的录取限制
  • 取消严格控制的STEP
  • 对所有学生免学费
  • 取消所有录取考试
  • 取消针对教授,工作人员和其他高校员工之间不平等的福利制度
  • 扩大学校,使每个学生都有在高校学习的机会
  • 把学生当作商品一样包装并卖向社会是不符合大学教育的理念的(取消Erweiterungscurricula)
  • 让学生有更多的选课自主权

More Infomation:

Homepage of a student:

http://uni-brennt-protestaktion.lima-city.de/index.html

Facebook page of this movement:

http://www.facebook.com/home.php#/pages/Audimax-Besetzung-in-der-Uni-Wien-Die-Uni-brennt/158948343468?ref=nf

Homepage of this movement:

http://freiebildung.at/wordpress/

Live news from der Standard:

http://derstandard.at/fs/r3653/UniPolitik

live video from Audi-Max of University Vienna

http://www.ustream.tv/channel/unsereuni

《中国的污染》获人道主义摄影奖

《中国的污染》获人道主义摄影奖。2009年10月14日晚上,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在美国纽约美国亚洲协会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来自中国 的卢广以《关注中国污染》的专题摄影获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

版权保护,无法转载,请移步至此沉重地围观并铭记

中国劳工维权和妇女权益NGO交流会

2009年中欧公民社会发展交流论坛附属会议

时间:2009年10月1日

会议主办方:中欧公民论坛(EU-China Civil Forum),奥地利南风通讯社(Südwind Agentur),维也纳大学中文系

地点:维也纳大学中文系

会议Twitter记录人:@huawuban, @yaya000

主持人:Sarah Linder

与会者:

Franz Halbartschlager 博士,奥地利NGO南风通讯社(Südwind Agentur)

乔木 博士 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魏伟,草根NGO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发起人

吴敏,北京思拓者教育信息咨询中心主任,什刹海绿色生活馆项目协调人

黎梅贞,香港NGO劳动力(Worker Empowerment)执委

高小贤,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

蔡泳诗,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项目协调人

黄静文,中国劳动透视主任

陈韦帆,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佟新 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

北京益仁平中心的总协调人陆军先生因“某种原因”未能到场。(勿问,请读者自行发挥想象。)

会议语言:英文,中文+翻译

以下是本人此次会议全程的Twitter记录。由于技术和经验原因,未能记录所有细节,或有疏漏,请指正!

huawuban 前往维也纳大学。今天国内来的9个NGO将在中文系举办中国农民工现状的讨论会。届时将会在twitter上直播 http://www.flickr.com/photos/huawuban/3980887643/in/set-72157622391526187/3:17 PM October 1st from dabr

huawuban @Qahagin 对,多谢。以后的推加 Tag #civileu 如何?4:02 PM October 1st from UberTwitter in reply to Qahaginhuawuban 竟然在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角落发现了这 http://www.flickr.com/photos/huawuban/3981652708/in/set-72157622391526187/huawuban 嘉宾快来了4:42 PM October 1st from Seesmichuawuban 主持人Sarah Linder致欢迎词并介绍NGO代表 http://www.flickr.com/photos/huawuban/3980893369/in/set-72157622391526187/4:46 PM October 1st from Seesmic

huawuban 这个活动是奥地利南风通讯社和中欧公民论坛主办,Franz Halbartschlager 博士正在介绍这次活动4:49 PM October 1st from Seesmichuawuban 南风通讯社有30年历史,由欧盟和奥地利政府支持,主要任务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社会建设和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的非政府组织。 #civileu4:50 PM October 1st from Seesmic

huawuban 来参加会议的人短暂地介绍自己 #civileu http://pic.gd/d45dcbhuawuban 黄静文: 中国有大量的农民工,在全国各地做工作,当他们的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国家的法律和补贴并不能很有效地帮助他们 #civileu5:10 PM October 1st from Seesmic

huawuban Monina Won, 中国劳动透视的主任介绍中国农民工的情况和血汗工厂  #civileu http://www.flickr.com/photos/huawuban/3981654544/in/set-72157622391526187/huawuban #civileu 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陈韦帆 介绍农家女组织 http://www.flickr.com/photos/huawuban/3980894957/in/set-72157622391526187/huawuban #civileu 农家女帮助留守妇女接受文化教育,使她们可以拓展视野并参加维权行动5:22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许多出来打工或者留守的女性,希望自己可以接触外界的更多事物。而她们经常是被社会忽略的一群人5:25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小小鸟的创办人魏伟介绍自己的组织 http://www.flickr.com/photos/huawuban/3980895745/in/set-72157622391526187/5:26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魏伟说他曾经在北京打工,但是很不顺利。曾经希望回到河南农村去。一个朋友说你不过就是个农民工,回家很正常。他开始思考,作为一个农民工,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情形5:28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农民工失掉了自己的权利,失掉了自己的话语权,失掉了自己的社会资源。很多人就连回家的权利和资源都没有了5:29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所以魏伟成立了小小鸟互助组织,帮助农民工们联系起来,互相帮助。5:30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从小小鸟的创办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十年来小小鸟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农民工讨要工钱。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作为草根NGO,政府的政策是不开放的;生存和经费也是很大的问题。5:32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一开始的时候小小鸟并没有维权相关的知识。开始的4年,魏伟不知道什么是NGO,不知道NGO做的是什么,虽然他一直在做NGO。小小鸟开始4年的资金几乎完全是靠打工者自己的筹款5:34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直到媒体大量地报道之后,小小鸟才开始得到社会上的资助。5:34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2004年小小鸟得到第一笔外国资金的资助:加拿大驻北京使馆5:35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开始的时候小小鸟非常理想化。2004年小小鸟在10个城市开通了打工热线,2006年在深圳和沈阳开通了办公室。之后北京东城区司法局找到了小小鸟,帮助他们直接去工跟建筑商谈判5:38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小小鸟创办至今帮助了4万农民工,共讨回了4亿拖欠的工钱5:39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更正一下,是1亿人民币5:40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提问:小小鸟现在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答:是如何提高组织的管理能力。5:42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问: 作为香港NGO,是否有困难在大陆开展工作?答:我们在大陆有工作人员,他们负责去调查。他们自己去决定,他们要做到什么程度,怎样保护自己。但是对于线人,他们面对了很大的风险,是没有退路的。5:44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很多人尝试了无数的途径,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能去找NGO,通过媒体和NGO对政府施加压力。但是这样使得他们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位置。5:45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中国的政府在过去的5年,是否有推进农民工的权利? 答:您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政府过去的几年颁布了许多法律和规定,来保障工人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一直都是非常有问题的。5:47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如果中国政府不做任何事情,那么事情就会变得不可控制。所以作为政府,不会什么事情都不做。但是更重要的是公民对自己权利的争取5:47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中国法庭的审判很多时候是不公平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严格地执行法律5:49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问:我想知道,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工人的待遇有什么样的差距?法律上有无不同?5:50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答:在发达的地区,像经济特区,法规更加健全,更加有层次。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重要的问题经常是发生在工厂里。工厂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控制工人?5:51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国际公司一般是有一个底线的,比如CSR。相对来说,在大型国际企业要比中国当地的企业稍微好一些5:52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东北三省有许多下岗工人,他们之后的上岗率不到70%政府做了一些培训工作,但是当地并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只能做一些零工,在家做手工工作。5:56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在下岗职工里面,60%上都是女性。这些女性在下岗之后,大多在家做手工活。但是她们的权利是很少有保障的。5:57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问:农家女的钱从哪里来?笑答:我们有国外基金,香港企业和社会捐助的支持。很多和当地政府一起合作的项目,也会有政府的资源支持6:04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香港组织worker empowerment是一个成立5年的帮助工人取得权利的组织,相对其他的NGO来说还算很年轻6:16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我们主要关注中国劳工相关法的制定和实施。将权利受到侵害的劳工组织起来,一起争取权利。6:18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对中国劳工来说,最重要的事情需要有独立的思想,需要有行动的意愿,还需要想象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6:36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许多农民工需要在年级很小的时候出门打工,如果他们可以有说话的权利和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利的话,他们就可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6:38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一位来自蒙古共和国的朋友问:被派到外国的中国劳工,是否可以得到你们的援助?答:我们的资源并不能够直接帮助到他们。他们应该更多地被当地的工人维权组织和当地政府支持和帮助。6:42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对于草根NGO来说,最重要的是活着,这样才能做成我们想做的6:49 PM October 1st from webhuawuban #civileu 会议结束6:50 PM October 1st from web

中国劳工和妇女权益NGO维也纳交流会议视频

以上是本次会议的记录。若当时的记录有所出入,皆因事后有更充足的时间去整理和搜集资料,对不准确的推加以补充,对错误的地方加以修正,并重新上传了质量较好的图片。部分问答因内容重复或本人没来得及翻译,所以没有能够发上来。另外,本人问到的“敏感问题”,(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敏感)应当事人的建议,没有记录下来。其中中文的内容(比如关于小小鸟的内容)因为语言通顺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记录。英文部分因为水平有限,所以很多细节没有能够及时翻译出来。

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国内的NGO近距离接触,认识了很多朋友和前辈,使我受益匪浅。希望下次还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

转载: 秦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 12-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 就与我联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 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 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 由公家办理;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 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 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 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 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 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 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 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 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 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 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 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 《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 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 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 “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 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 《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 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 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 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 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 ”,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 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 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 有戴晴),随即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 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 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 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 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 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 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 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 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 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 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 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 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 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 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 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 而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 “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 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 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 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 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 丢掉选票。因此12日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 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向公众 道歉,并把戴晴、贝岭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方同 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 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 讨、表态”的环节。于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 几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 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该“屈从”中国,后向“中 方” 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 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 “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但毕竟有了先前的 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是张蕴岭先生说: 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内说该多好啊!黄 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 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似乎只 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定的议 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 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 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 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 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 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 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 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 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 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 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 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 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 “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 天要价,那还了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 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 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 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 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 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 们: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 我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 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 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 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 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 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 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 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 “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 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 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 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 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 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偏见”必然逐渐减少, 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 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 “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原文链接: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3963&PostID=19119179&idWriter=0&Key=0

转贴:朗咸平怒斥:中国黑领是世界上最无耻的群体

怀疑是伪作,文风和郎咸平的相去甚远。但是不失其理,值得一看。请大家鉴定。
白领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优雅的修养、丰富的精神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领简直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R7 }” _# {1 t! X8 _/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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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y; U! t9 m; Z2 X才仅仅10年之前,白领还是一个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万科地产甚至将其出版的系列图书命名为《白领》。白领是指那种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的专业技术人员,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特别是写字楼里外资企业,更是白领群体云集的根据地。
9 p4 W- A) ^; Z% w” v0 d& k白领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优雅的修养、丰富的精神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领简直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 U6 j! G7 X3 R0 F$ T
白领必定毕业于名牌大学,甚至是硕士、博士或海归,每天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MSN,麦当劳,卡布奇诺,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圣诞节,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xz,留恋于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国家地理》《名牌》《读书》杂志,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游鲜花买书买CD看电影,月光一族。
6 n3 F1 u5 x+ _6 P: C3 j  J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末期的典型现象,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白领大多只出现在一线城市。面对WTO的前夜,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开始尝试一种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雅皮士生活。绅士与淑女,是充满这些新思想的青年人的人生目标。《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傲慢与偏见》是他们的必读书。爱情、教养、文化、艺术、体验、精神贵族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 h$ x9 x, Q% l3 ]) ~) c10年过去,物是人非。回 头看看,当年怀着白领梦“范进中举”,当许多大学生兴冲冲踏出大学这个高级职业培训监狱大门的时候,却必须接受与黧黑的农民父亲同场竞聘的残酷现实。曾经 的白领已经老去,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离婚的离婚。当孕育白领的贸易、广告、房地产、IT和制造业风吹雨打流水落花,脆弱的白领蓦然发现,曾经雪白挺括的领口,已经被冰冷的汗水洇得皱皱巴巴一片姜黄。春天来的时候,老去的白领继续徘徊于物价和房价飞涨的城市。伫立在林立的写字楼脚下,他今天会收到一个面试通知么……白领的传说就这样陨落了。 ( P0 K$ |6 H0 F4 j  g( l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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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他们开着“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车,出入高档酒楼,高级夜总会,乘坐头等舱或软卧,住星级宾馆,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购全套红木家具,在位置最好、景观最佳,装修最豪华、质量最安全的办公楼上班,独立办公室,不打卡,饭局,会面,喝茅台五粮液,品天价普洱,抽极品中华,精装《毛评二十四史》,VIP,炒股投资保险理财,收藏古玩字画珠宝黄金,高级会所,劳力士,路易威登,奢侈品,国际顶级品牌服饰,高尔夫,公派出国,移民,护照,拉斯维加斯,美容减肥按摩,组织体检,疗养,免费医疗,贵族学校,MBO,脱产学习,党校,佣人,情人,养藏獒,带薪假…… W’ [9 @2 M4 Q7 V8 l& w
他们就是在全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遍地开花,全面崛起的新兴黑领阶层。相对于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白领,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 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他 们就是就职于Z*F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
* j4 {8 i2 K  ~2 [, [+ e10年间,官有建筑已经屡屡刷新了所有中国城市的高度。在气度辉煌富丽堂皇的官方办公楼面前,商业写字楼登时被压出逼仄吝啬的寒酸来。从容积率、配套、装修等各方面,拔地而起的“大裤衩”成为城市黑领新贵们的“鸟巢”。白领和他的OFFICE一起,被黑领的裤衩遮住了所有的阳光。5 E* \9 S2 x6 P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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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间,通过土地财政和垄断政治权力,官方组织一步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财富向自己手中集中。不仅以重税和重复收费罚款的方式,从横向上苛刻聚敛社会财 富,而且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方式,从纵向上大肆透支谋夺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基。官有经济在垄断的无竞争市场所向披靡,源源不断的暴利如滚滚长江。水 气电油电信金融烟草卫生教育海关公路等行业自不用说,即使出版、邮政、新华书店、市政、环卫、公交、盐业、矿业、铁路、民航、文化、体育、新闻、旅游、土 地等这些领域,因为禁止自由竞争,其利润之丰厚仍足以使任何外企眼红得流鼻血。在当下中国随便哪一个城市,一个大腹便便的税务监管员都可以开着路虎SUV 上班,他的办公室面积有多大、装修得有多豪华不必说,只消告诉你一句,他可以在单位里健身桑拿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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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刚刚工作两年的警察就已经买车买房——没要父母的钱也没按揭……一个国家电网公司的抄表员基本月薪达到8000元……简单推算一下,全国有1000多个省级,20000个厅级,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这还不包括北京的中央部门和军队警察系统。较发达地区普通黑领年收入10到20万元极普遍,年终发个十万元奖金不是什么稀奇事,而这也不仅仅是税务部门才有这个财力。; U( r) F; y. Z( W  \4 b5 `
这是“合法”的收入,这一部分财产是不怕公示的。去年就有新闻称,南方某地所有的黑领都有两部车,而且很正常。人类都知道,对黑领来说,收入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医疗交通吃 喝拉撒贪污受贿等等,所有的地方都享受纳税人无偿供养,每月的车贴甚至比农民工辛苦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他们也可以在超市买个床单裤衩都开发票报销,或者 把免费领来的大量昂贵药品卖钱。甚至嫖娼也要发票。可以说,所谓黑领,就是除了没给其配备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享受无偿供给的。4 T' I. {; Q- N# j# k.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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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领阶层之所以生活水平急剧提高,是因为其垄断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信息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他们消耗了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国民收入。他们的崛起,构 成了中国新二元社会的显赫一极。这个群体虽然相对数量少,但是绝对数量庞大。粗略估计一下,这种以寄生垄断为业的黑领在全国约有2000万以上。
" M0 l! u) _4 C1 o# L/ ~- H比起10年前苍白的 小资白领来,只有这些享受和垄断了政治权利的人才真正的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他们绝对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生活的水准。当然,另外一极的其他 “普通老百姓”则是标准的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国民。来自官方背景的黑领对来自民间草根的白领的颠覆,体现了政治权力向自由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僭越,以政治权 力篡夺经济权力。这种食利自肥的经济身份使官方的超脱精神和公益基础遭到侵犯,合法性受到玷污,政治的伦理尊严荡然无存。官方由民众的仆从变成“民主” ——民众的主子,由公共利益的正义仲裁者演化为自身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从国家和社会的守夜人退化为自私卑鄙的盗窃者。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 c/ t  k2 P2 b$ x- W1 ]+ G

. H# d$ s- T’ m; n  ?) v9 ^白领阶层可以说是开 放的,或者说穷人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实现白领梦。正因为如此,白领在大学扩招后人力资源充沛的中国急剧贬值。相对而言,黑领阶层则完全是封闭的,正因为封 闭,才会奇货可居炙手可热。公共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官僚权力集团把持的私家后院,普通人家的孩子要想进入这个群体,理论上说不是不可能,只能说——很渺 茫。不错,公务员是公开招聘的,垄断官方企业的职位也是面向社会招聘的,只要你拥护那个党,你就可以报名考试。2 b8 E9 O2 _” U2 X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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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 \+ j& U1 {但地球人都知道这里面的规矩 ——潜规则,考不考得上并不取决于考试分数。黑领的特殊之处是已经走向组织化和正在走向世袭化,前者巩固,后者继承。在白领黯然陨落之后,黑领的低调崛起 在全社会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考公务员热。同时,黑领也成为所有商家追逐的目标,他们比白领具有更真实更强悍的消费力。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物价飞涨;他们 对地产的投资,使农民失去了土地,使白领丧失了家园。当白领遇见黑领,立马被压出西装下面的“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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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9 L* ^$ p6 d/ M3 h. o今天,一个供职于夹缝状态 私企的所谓白领,以他微薄的收入仅够维持温饱而已,消费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太过夸张和绝望的词语。不久前官商云集(没有几个身家低于千万)的两会上,一个 黑领代表或是同情或是鄙夷地建议小白领们应该去卖肉——不是出卖自己的肉体,是卖猪肉。在这场席卷地球的金融风暴中,无数外企破产倒闭、业绩滑坡,覆巢之 下,纷纷裁员降薪,白领们仓皇失业。与此相反,中国官有组织却财大气粗逆市飘红,令世界500强为之羡慕,黑领们仍然可以毫无罪恶感的集体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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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 T( ^- `# b& |+ a& s近水楼台 先得月,砸向黑领掌心的4万亿投资计划如同一针鸡血,使无数红了眼的黑领们激动得加额称庆——还是中国好、组织好啊。说实话,贫困潦倒的白领们从这4万亿 民脂民膏中想捡点残羹剩饭也是痴心妄想。所以说,“孔乙己”这样卑微的白领如何能与“假洋鬼子”这样傲慢的黑领同日而语?如果说白领曾经掀起一股托福热、 小资热的话,黑领的江湖则使传统国学和势利文化大热。易中天的阴谋学、王立群阎崇年的帝王学、于丹的犬儒学和马未都的收藏学等等,无不映照了黑领这个社会 核心消费阶层的形成。7 M. S! j8 M’ Q% [; b/ E$ 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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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领的兴起说明,20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反官倒运动之后,新兴知识群体在与权力群体博弈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权力经济终于在近10年从量变到 质变,完成了对知识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彻底颠覆。权力组织在文革后重新收复了对共和国的垄断话语权。近年来热映银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 《金婚》和《天下兄弟》等剧,集中反映了文革时期第一代黑领的优裕生活。权力特权下的文革被营造被演绎得无比温馨富足和谐,根本看不到知识阶层生不如死和 农民阶层食不果腹的悲惨灾难。* r0 R7 C* v: Q/ P  F5 W3 }
这种以主旋律色彩出现的怀旧情绪充满复辟邪恶和美化罪恶的企图。曾经的党校高材生、当代厚黑学大师冯仑老板毫不客气地把白领鄙视为“房奴”,一个“奴”字 撕下了一群人看似体面的假领。诚然,白领没有任何社会权利,没有罢工权,没有选举权,没有话语权;他们没有权势,没有资本,没有门第。相反,黑领则是这个 国家的上帝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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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房子票子车子等等除过老婆之外,都一概享受无偿配给,几乎不用跟“普通老百姓”们争来抢去的所谓市场发生任何关系。白领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一套 小小栖身的房子就可以将其压垮;而黑领是如此坚不可催固若金汤,一场导致无数孩子死亡的“三鹿”惨案,也未见一人因职务犯罪被追究法律责任,仅仅纪律处分 了事。因为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把持,黑领群体成为名义上和实质上的共和国公民,他们普遍享受到一个共和国公民所应当享受的一切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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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社会流动和财富循环陷于停滞,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力和源泉被窒息被堵死。胜者为王的狼图腾文化、不择手段的官场权谋文化、暴殄天物的面子文化和崇高伟 大的满清皇帝戏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映射着白领规则的陨落与黑领规矩的升起,中国社会由知识和文明的艰难复苏,无可挽回地退回到野蛮与无知的权力通吃、弱肉 强食中去。7 c5 e; ]7 |! b, A2 \
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全社会的羡慕、嫉妒和仇视之中,黑领阶层一方面继续低调的巩固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在完成原始积累后,他 们开始悄然向新大陆挺进——携款外逃,或者投资移民,实现自己正式加入世界发达国家高级人类的梦想,同时也使自己的后代永远彻底的摆脱水深火热的中国。摘 自胡记茶行《对现状的分析——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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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方统计, 1 J/ a4 M+ t; \
2004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 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八五”期间,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 W’ S; m0 ?” [7 M  L
37.58%用于供养行政公务人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每年达9000   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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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x2 n* N- ]0 @# v  b( v# i中国社会阶层分类: 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 量也许是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 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安逸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算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 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 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

中国前沿人权律师的助手“消失了” — 庄璐在哪里?

听闻庄璐尚未回家。故将之前与几位推油合作翻译的文章发上来,以呼唤美女庄璐回家吃饭!

Assistant to pioneering Chinese rights lawyer ‘disappears’
Office worker for Xu Zhiyong, who himself faces trial for tax evasion, has not been seen for three weeks

中国前沿人权律师的助手“消失了” —
庄璐在哪里?
为许志永工作的一位办公人员-许志永自己因涉嫌偷税将被审判-已失踪了3个星期

Xu Zhiyong
许志永是公盟-一个关注于人权案件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创始人。(照片来源:Greg Baker/美联社)

“关于庄璐被捕的消息早就是公开的。但因为人们的焦点一直在许志永身上,所以没有太多人注意庄璐的案件“,同事杨卫华说。

许——本周因偷税罪被正式逮捕——因其在敏感案件,比如黑监狱中的死亡案例上的坚韧努力而著称。在他从公众视野消失之前,他刚被评为中国时尚先生。他是法 律援助机构公盟-亦称为阳光宪政-的共同发起人,帮助了因毒奶粉而使婴儿受害的家庭,还发布了批评西藏对游行活动的处置情况的报告。

相对而言,庄璐在公盟里面的工作是必不可少,但却不起眼-没有这样琐碎的行政工作,一个组织不能正常运作。“身材瘦小,衣着朴素,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滕彪(公盟的另一个创办者)如此写道。

虽然从滕彪的感觉而言,她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其实有一件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说明她不弱。也许那是她在公盟几年中最亮光的一幕,” 他补充说道。

“在2008年的春夏之交,她被公安请去喝茶。国内安全保卫人员(简称国保)让她交待一些我们的工作内容,并告诉她会获得利益。但庄璐拒绝了。她把这件事 告诉给我们。她有如此的勇气。他们(指国保)那时应该被气疯了。而我们不确定今天这种‘严重的后果’是不是因为他们而做出来的(麻烦检查下)”

(译者按:”时间好像是2008年春夏之交,她被公安局(应该是国保)的人叫去喝茶,国保同志希望庄璐给他们汇报工作,这样对她有好处云云。庄璐拒绝了。她回来就 跟我们讲了。小姑娘的勇气可嘉。大熊猫(指国保,有同音字国宝演变而来)一定很生气,也不知道今天的“后果很严重”跟大熊猫们有没有关系。“ —-滕彪原文)

滕彪在他的博客文章(已被审查人员删除)里描述了她在公盟被当局强迫关闭的时候悲伤地痛哭的情形。

“如此善良诚实的女孩,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下,被‘老大哥’‘绑架’而去了。”他补充道。
(译者按:”这么温柔忠厚的小姑娘,也被老大哥掳去做人质,于法无据,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滕彪原文)

许志永案发生在一场镇压活跃维权律师的运动中。而庄璐案显示的是,在这样的调查中,其他人是如何被卷入这样一个调查中的。

滕彪告诉《卫报》:“他们带走庄璐并希望从她那里找到一些对付许志永的证据,我认为很可能是这样。”

亚洲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Nicholas Bequelin用“标准操作程序”来形容这次事件。

“这当然也是一种对许志永施加压力的方式,因为他不光为自己负责。 警察惯于以被拘留者的亲属和朋友将面临的“后果”来威胁被拘留者,而许志永还没有成家。 ”Bequelin补充道。

“这是为了吓唬很多NGO的工作人员。(这迫使)他们认为,当局不仅仅会把头头抓进去,也会把其他‘小’人物也抓进去。”

庄璐和许志永在失踪的那天本来约好了和税务机关会面。公盟事件开始于上月(7月14日),当局称其欠缴税款而作出120万元人民币(译者注:应该是142 万人民币)(约10万英镑)的罚款。公盟的其他创办人称他们曾在稍晚的时候尝试缴纳税款,同时指出罚款的金额是应缴税额的5倍之多(译者注:通常的罚款金 额为应缴税额的0.5倍)。公盟负责人称,在许被逮捕之后,他们曾经尝试补交罚款,但是当局以没有法人代表许志永的签名授权为由,拒绝了他们。

许志永已经被正式拘留并被允许与他的律师会面 ,但庄璐依然处于“灰色地带”。当卫报记者问及她时,北京第一看守所-人们认为庄璐被关押的地方-的官员称没有时间谈论庄璐的案情。

庄璐的父亲,在得知女儿被拘留后马上赶往北京 ,却在没有为女儿找到辩护律师的情况下,不得不回到福建的家里, 和她的同事一样,焦虑地等待她的归来。

全文完

中国政府信任危机背后的政治危机

2009-8-19 9:02:05   来源:联合早报

本栏多次论述,就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来说,现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危机就是各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尤其表现为权(政治)、钱(经济)和民(社会大多 数)之间的不信任。不信任意味着一方视另一方为欺骗,因此不仅不相信另一方所发布的咨询,而且经常把另一方所发布的咨询作相反的理解。
任何个人或者社会群体是根据其所接受到的信息而行动的,这种不信任当然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双方的关系不密切,没有任何从属关系, 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尚可容忍。但如果这种不信任发生在上下级关系、发生在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那么问题就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民众不相信政府
最近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这样一种不能再容忍的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不信任危机很有可能深化和转变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
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的就业问题变得严峻起来。于是,中央政府就强调各级政府要做好就业工作,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但是, 当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数据后,就被大学生网民嘲讽为“被就业”。同样,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为应付危机作了非常的努力,但当统计局宣 布收入增长数据后,也被网民讽刺为自己的收入“被增长”了。无论官方发布怎样的“权威”数据,屡屡遭到社会怀疑。
再者,民众也经常不相信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某一事件所作出的解释。例如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后,没有社会群体相信政府所作出的解释。杭州富家子弟飙车撞死大学生,当地部门开始称车子速度只有七十码,没有超速,网民嘲讽说是“欺世码”。
更为严重的是,河南杞县一工厂发生放射性物质泄露事件,导致上万人逃离县城,对县政府发布的信息丝毫不相信,而事实上泄露事件并没有发生辐射,只是算 一起小事故。在法庭审讯上述飙车撞死大学生的杭州富家子弟过程中,民众也怀疑上法庭受审的是“替身”。类似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新鲜。在很多年前的“非典”期 间就发生过多次。
信任危机的恶果
人民不相信政府的例子数不胜数。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常常会碰到这样一句话:“政府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只要他们不害老百姓就非常好了”。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期望本来就普遍低下,现在则转向了非常的负面。
不是很多人对这种信任危机的恶果有深刻的认识的。尽管很多人知道有这种不信任的存在,但他们又会说,人民不信任政府又怎么样?可以肯定地说,只要这种 不信任的存在,就没有建立和谐社会的点滴希望。多年来,执政党一直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但是社会的不和谐处处可见,越演越烈。实际上,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在一定的条件下非常容易转化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
不信任政府的主观与客观原因
从表面上看,现在所发生的不信任还都是围绕着某一特定的事件,并且具有区域性。但要意识到,这种事件到处都在发生,任何一件和政府的有关的事情都可以引出民众的不信任。可想而知,不仅这种不信任会导致政治危机,而且一旦政治危机发生,不信任必然推动和加深危机。
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客观方面,民众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作此判断的。例如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各级政府想方设法地想完成 中央的“任务”或者“指标”,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搞些花样来欺骗中央。而在实际层面,很多大学生并没有真正“就业”。从主观方面来说,正是因为经验层面这 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时间一长,民众自然就形成了这种不信任的“思维定式”。应当说,民众对政府的这种“思维定式”对政府的公信力是致命的。政府就是公权 力,如果公权力没有公信力,政府就缺乏合法性。
民众为什么对政府会产生和形成不信任?如果把民众和政府分成两个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领域,那么民众这个社会领域对政治领域的不信任是政治领域内部不信任的结果。或者说,外部不信任是内部不信任的外部延伸。从制度来说,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决策机制问题。
人们说,中国是典型的“处长治国”的国家。很多决策出自中央,但实际上缺乏科学性。处长们起草政策,一层一层往上“批”,最后就“批”成了国家政策。 很多政策从一开始就缺乏研究,即使到了中央层面,经过领导人的批准,具有了“权威性”,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权威的。制定政策的人不认真,执行政策的人当然 也心知肚明,根本认真不起来。
到了政策执行面,问题就更大。一些政策,中央政府的确经过深思熟虑,但就是执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具有很大的“唯上不唯下”的特点,而“唯 上不唯下”的必然结果就是“欺上瞒下”。表面上,“唯上”表示政策执行只需要对上负责,但是因为没有“唯下”的机制,“唯上”就自然演变成为“欺上”。中 央的政策,各级政府都变着法子来欺骗。
再者,因为政治和决策过程的封闭性,不对社会开放,社会对各级政府没有具有实质性的沟通管道。也就是说,在不存在任何能够促使中国各级官员的“唯下” 机制的情况下,“瞒下”也具有必然性。进而,因为可以轻易地“瞒下”,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欺上”远比实实在在的政策执行要容易得多。
欺上瞒下与“寻租”工具
如果各级官员中间盛行“欺上瞒下”,但他们绝对不会欺骗自己的利益。中央政府的任何一种政策都可以最终演变成为中间层官员的“寻租”工具,也就是说, 官员们都可以从不执行政策或者变相地执行政策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对中央政府、对社会毫无责任感,但却掌握着大权,财富分配、人事任命、执法等等,他们 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去理解中央政策,根据自己的利益去执行政策。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这些官员掌握着如此庞大的权力和利益,但他们都不用对中央和人民负任 何责任。
政府间的内部不信任就是这样产生、发展和强化的。在整个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永远是被动的成员,既无决策参与权,也无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权。也在同一个过 程中,他们就是最大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的利益被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和剥夺。这是社会对政府不信任的最主要的根源。同时,政府内部盛行的如此“不信任”和欺骗 情况,必然反映到社会对政府的认同。
没有任何理由对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可以掉以轻心。那么,出路在何处?除了建立一个向人民负责的政府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执政 党来说,无论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没有像社会不信任最为可怕的事情了。在民主国家,政府越来越倚重民意治国,没有了民意的支持和相信,政府必然垮台。
在中国,尽管没有类似于民主那样的机制,但对人民不信任的后果应当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没有民主政治下的民意表达机制情况下,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甚 至会演变成比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信任危机更为深刻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说,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迅速解体,就是人民对执政党不信任的一种集体表达。
从制度入手
要跳出信任危机,避免重大的政治危机,就要从制度入手。
必须建立中央政府和人民、社会的直接关系,也就是中央政府和一线政权和干部的关系。现在的实际情形是中间层过于庞大,他们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最大的阻 力,也是政策变形的主要角色。所以,中央必须把权力从中间层收回来,再下放给一线政府和干部。但同时,光把权力下放给一线政府远远不够,因为一线政府和官 员也同样会腐败。
因此,在向一线政府分权的同时,也必须把权力下放给社会。只有到了社会成为政治、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内在因素的时候,官员的“瞒下”和“不唯下”行为才 会得到根本的纠正;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欺上”和假“唯上”也才能得到纠正。一句话,只有当社会是权力的产生和使用过程的内在部分的时候,政府才能建立 起社会的信任,社会也才能找到去信任政府的理由。
作者  郑永年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转载:《南方周末》国庆之前的北京

向《南方周末》工作人员的良心,勇气,以及专业精神致敬!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梁 实习生 王存福 祝莹莹 李耘耕 发自北京 2009-08-19 23:57:18

■ 除了可以想到的武警、便衣、乞讨者、戴着红袖章的大爷大妈,外地人不易想到的小学生、大学生、公务员、出租车司机,也成为与六十周年大庆关系密切的人群。

■“十一”日益临近,北京的发条越拧越紧。六十周年国庆,作为一个宏大的政治仪式,像一根线,牵着众多人、众多单位,以及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

■ 尽管北京致力于成为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但在此刻,北京告诉你,政治中心才是它的底色。

快满11岁的明明,从来没有起这么早。8月15日凌晨1点,他在闹钟的嗡鸣声中起床、洗漱,然后和妈妈一起出门,赶到集合地,和同学们汇集,等待大巴将他们送到京郊的良乡机场。

明明是北京市海淀实验二小五年级学生,这一天,他要参加国庆游行方阵的大集训。良乡机场是国庆六十周年庆典群众游行队伍的集训地之一。

如果坚持到10月1日,明明将成为10万名国庆游行群众中的一员。他将和小朋友们一起组成“星星火炬”方阵,手摇鲜花编织的花环,用稚嫩的嗓音喊起规定的口号,然后在国家领导人的目光中,蹦蹦跳跳地走过天安门。

今年是国庆六十周年,秉承十年一大庆的传统,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即将上演。倒计时的日子里,这座城市的发条越拧越紧。

群众游行“大集训”

凌晨4点,明明和同学们到达良乡机场,等待他们的是上万人的盛大集结场面。他们每人领到了一份早餐一条长裤,而后耐心地等待组织集结。

据报道,今年国庆将有10万人参加游行,共计46个方阵,大概是和平时期最为庞大的集体活动之一。游行队伍中,相当一部分是学生。备受瞩目的北京大学,参加国庆游行的大学生有3600名。

参加游行的大学生们暑假要留京集训,学习群众游行的各项“规矩”。可一些学校通知较晚,部分参训学生已订好离京回家的车票。北京铁路局决定网开一面,在各站设立“学生退票专口”,不收取退票费。

游行队伍还包括千名来自中直机关和北京市直机关的干部。一位北京市直单位的公务员告诉本报记者,单位领导们在各处室反复做工作,最终抽调了一些年轻人。进入名单的人,都经过严格政审,要求登记包括身份证号、私人住址在内的详细个人信息。

8月15日的大集训是一场“万人预演”。或因人太多路难行,参加大集训的人们,在交通上享受了高级待遇。一位参加游行的学生在网上得意地写道,在去 机场的路上,“无论是四环五环六环还是高速,入口全部被警车挡住,等我们车队通过后才放行。路上无论红灯绿灯,一律以我们通过为准!”

清晨的风中,参加大集训的人们手持花束,随着队伍缓慢蠕动,等待入场。主席台方向,传来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讲话的声音,以及录制而成的长时间的掌声。

一位参加训练的某校大学生说,训练主要是两项内容,一是齐步走;二是手上动作。各个学校方阵都不一样。他们手持太阳花,北大拿的是风车和棒子,首体举着篮球,北京科技大学拿着太阳能板,民族大学的更有意思,“他们是跳着走过去的!”

因为人太多,队伍组织的时间,往往要比训练的时间长。一位干部参加者清晨6时到达目的地,又等了两个小时后才轮到走场。而彩排最关键之处,不过是走过主席台的那几步,“不到五分钟就完事了”。

训练的辛苦自不待言。因为大多数时候是站着,明明在偌大的机场上走了两趟就气喘吁吁。但他还是蛮高兴的——如果没有这次训练,他的假期肯定要在海淀的某个补习班度过了。

大学生们也不赖,一些学生饭卡上突然多了300元钱,一些学生拿到了50元一天的补助,“几乎可以算是兼职了”。

在某校论坛上,有同学写道:“火热的七月,挥洒的汗水,付出的艰辛,献出的精彩……”

训练还将持续到国庆前夕。队伍最后将转换场地,进行一次更加逼真的彩排。像这样的预演还将进行数次。

安保:超常规的手段和力度

放假的学生们有时间每天排练,可出租车司机廖明俊师傅还得每天出车拉客。不过现在他们脑中同样绷紧了弦——遇见来路不明、行踪可疑之人,要迅速向警 方报告。不久前,北京各出租车公司召集司机开大会,要求司机们国庆期间更加注重安全,尤其是在经过长安街的时候,对某些客人多留个心眼,“必要时尽量配合 警方”。

一切有如昨日重现——奥运会的安保措施,在人们的记忆里还未远去,今年又重新出山。

北京市公安局启动了“惊雷行动”,“最大限度地将刑警便衣”,投入到“国庆庆典活动、重要敏感地区、繁华商业街区、各大旅游景点、公交车站”等地。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委王新元宣布,行动参照奥运标准,采用“超常规的手段和力度”。

为保障国庆活动中的无线电设备使用安全,北京无线电管理局正在对全市的无线电对讲机、业余无线电台、校园广播、在用寻呼台全面清理整顿,重点是天安门周边、长安街沿线及阅兵村附近的无线电设备。

高档酒店等涉外单位,也受到全面检查。据称,一天上午,一组公安局检查人员出现在王府井北口附近的皇冠假日酒店大堂。他们发现前台“外国人登记存在格式不符、英文名字过于潦草”等问题,要求工作人员迅速更正。

天安门是安保的核心地带。8月17日上午,本报记者从天安门东站下车,然后绕道天安门西的地下通道,前往天安门广场,不到15分钟的路程,记者随身携带的电脑包被检查了三遍。

广场上每隔十多米,就有武警和便衣来回踱步,目光四射。天安门广场东路和西路上每隔2分钟就会有一辆警车通过。

像奥运期间一样,安保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普通居民的“群防群治”。80万操着地道北京话的北京居民,戴着红袖章,将成为社区安保工作的主力军。

8月18日,朝内小区里,五六位戴红袖章的大爷大妈们坐在树下一边聊天,一边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最重要的是声势!”一位大爷说。

北京城外,安检也比过去大为严格。在河北邯郸和北京之间来回奔走的徐先生对本报记者说,河北进京高速公路的收费站,也出现了一些安检设备。为配合北京安保,河北已提出筑牢“三道防线”。

整修“夜以继日”

有着“节日盛装”情结的北京,因为政治节日的临近,或者正在整修翻新,或者已经焕然一新。北京今年夏天出奇地炎热,但工程人员整修翻新的高效率同样 令人惊奇。天安门城楼已经完成了修缮——城楼上的60根朱红色通天圆柱和36扇朱红菱花门扉,经过重新油饰后光亮一新,菱花窗格栅也重新贴金。

截至本报记者发稿时止,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清洗装修尚未完成。从8月10日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就被脚手架包了起来。

天安门前,不仅有修,还有建。40余日前,在它的东南侧,出现了一间新邮局。邮局主要向游客销售5980元的《共和国珍邮》和4960元的《开国大典》和众多的纪念币等。8月17日上午,一位游客要求邮寄一本书,工作人员摆手:“邮寄东西请到正义路邮局,这里只寄平信。”

北京的修缮工程中,规模最大的,当属长安街大修。天安门广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修主要是拓宽路面,同时加强路面抗碾压、防滑和减噪能力——10月1日,这条路将迎来排山倒海的士兵方阵,经受坦克、导弹等各式重型武器的辗压考验。

事实上,长安街的整修今年3月就开始了。长安街沿线的上班族们,至少有一两个月不得不从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走过——那上面的砖块全部被挖开,落脚之 处尘土飞扬。但是某一天,许多人惊奇地发现,人行道上铺起了整整齐齐的灰色新砖块;而宽阔的长安街路面,不知什么时候迅速铺上了一层柏油。

忙于整修的不仅仅是那些贴有政治标签的建筑物,为了迎接国庆,北京相关部门检测、整修的目标,还延伸到电力,乃至120急救系统,都是。

北京市电力公司也为供电的安全做了各种准备。电力专家们造访了北京饭店、北京电视台、火车站等多家重要单位,对他们的用电安全进行评估,确保国庆期间的用电安全。

北京市120急救中心的急救车,最近全部配备了一个新玩意:滴眼壶。急救中心副主任万立冬向媒体解释说,国庆庆典活动当日,可能会有燃放未尽的烟火残渣从空中落下,伤害到观赏者的眼部,所以在急救车内配备滴眼壶,以方便治疗。

消失的和离开的

六十周年国庆,作为一个宏大的政治仪式,像一根线,牵着众多人,众多单位,以及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

北京各大单位,除完成上级任务外,都在组织各类庆祝联欢活动,忙得不亦乐乎。比如北京一所师范大学的一些行政官员和教师,最近就忙着参加国庆60年 歌咏比赛训练。他们“四五点快下班时去练两三个小时”,反复练习《红星闪闪》、《心中想念毛主席》和《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等歌曲。

北京各个街道都在忙活。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康莉,最近的会特别多,“多多少少都和国庆有关系”。

也有闲下来的。北京的一家国际机构,将其8到10月初在北京的大型活动悉数取消。10月初,他们原本有一个关于某项社会问题的全球倡导活动,中国是重要国家之一,但为了不和国庆节的喜庆氛围冲突,最终决定另择吉日。

8月18日,在建外SOHO工作的张先生去永安里小区吃饭,发现一大群人围在一起。他上前一看究竟:5个城管正在对一家小吃摊进行政策说教,要他拆除搭在路边的棚户。“国庆来了!”城管说。永安里小吃街上,很多小吃摊主已把厨具搬到了屋内。

活跃在地铁车厢和长安街地下通道的乞讨卖艺者,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摆地摊卖各种小物件的小贩们。不过,国贸的上班族们从地下通道经过,仍然能偶尔听到一两个长发青年对着吉他长吁短叹。

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一位长期在某机关信访办公室胡同口卖东西的摊主告诉本报记者,近日前来上访排队的人数大大减少。这个信访办公室的绿色大门紧闭,几个上访者在门口席地而卧,一位来自河南省的张姓老人,正在抄录信访办门前的《来访人员须知》。

更多的人想在国庆离开北京——今年国庆和中秋联合放假,将出现8天的“史上最长的黄金周”。一些北京人有感于北京拥挤的人流,计划出国度假。京城各大旅行社都推出国庆出境游,寄望通过国庆黄金周大赚一把。

在国贸一家销售公司上班的赵云,正在和她的老公筹划去越南旅游。“建国60年大庆是大喜事。不过我就不掺和了,今年工作太累,准备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明明和他的爸妈,可不会有赵云这样洒脱。负责训练组织的老师已经跟每个参加训练的小朋友们打了招呼:“尽量不要出京哦!”老师话说得很重:“这次训练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你们的荣誉!”

老师没明说,但聪明的明明已经意识到,和那些不参加集训的同学比,参加训练的同学,在来年“三好学生”、“优秀”称号评比上,肯定要占优势。

明明很希望能够上电视,这是他对这次游行的最大期待。但在8月15日大合练这一天,明明站在长长的机场跑道上,看着前后黑压压的人群。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即使上了电视,也不过是人山人海中一个黑乎乎的脑袋而已。

(文中明明为化名。本报记者赵凌、沈亮对此文亦有贡献,谨致谢意)

原文地址(如果尚未被河蟹):http://www.infzm.com/content/33196

[转]江平等六位德望前辈呼吁政府释放许志永

from 追遠堂 by 萧瀚

萧瀚按:

受江平等六位德望前辈的委托,本人代为发表本呼吁书,版权属于六位联署人共同所有,欢迎完整转载。

2009年8月19日

呼吁政府妥善解决公盟事件

江平 茅于轼钱理群 许医农 章诒和张思之

据悉,本月中旬,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先生被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偷税罪批捕。

公 盟是2003年成立的,前身是阳光宪政网,因国内特殊的制度环境,该机构创办时以公司形式注册,但其工作方式与工作内容均以NGO形态为主。NGO组织是 社会自组织的一种重要形态,它在有效地缓解各种社会矛盾方面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以其六年来的作为看,在目前中国各类NGO组织中,相对而言,在以维权 为主要手段推进公民社会、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公盟可能做得最扎实最具体最有法意识担当,且理念中正、行动公开。

公盟作为一个不得不注册成公司的NGO组织,在温和与执着地推进和平宪政的过程中,遭受过种种不为人知的不公平待遇,但公盟依然不改初衷,其善意、理性、温和、执着,对这个国家深切实际的愛,尤令人钦佩。

此次许志永先生以涉嫌公盟偷税被捕,以及公盟的被民政部取缔,与我们理解的偷税罪日常执法与司法存在很大反差。

例如:

且不说国税稽查局的偷税认定是否正当,额度是否正确,即使按照其认定的偷税额度,为何要按偷税额五倍的顶格罚款度罚款,这是通常罚税的10倍(通常罚税倍率多为偷税额的0.5倍)——有什么理由要这样畸重执法?

在税务部门开出罚单之后,至今缴纳罚款的期限尚未界至——这时候就应当或可以逮捕其法定代表人吗?

在公盟申请召开听证会之后,听证期间,公安部门即已将许志永先生刑事拘留——听证会是不是因此变得纯属走过场?

现甚至转逮捕——有必要为了一笔行政相对人积极配合缴纳的罚税急于将人投入国家刑事司法程序?

许志永失去人身自由之后,公盟在缴纳罚税过程中遭遇种种阻挠——不允许公盟缴纳罚税是政府机构应该做的吗?

……凡此种种,这些现象都是在处理一起“企业”偷税事件中不应该发生的。

有 鉴于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政府此举无关公盟是否偷漏税(且不说公盟倘若真的存在缴税不足额的问题,到底是普通疏忽导致的漏税还是蓄意的偷税),而是蓄意构 陷,旨在以治公盟偷税罪为借口,以逮捕和刑事处罚许志永先生个人、取缔公盟组织为手段,摧毁公盟,打击国内的NGO组织,以收全面阻挠和破坏发育和成长中 的公民社会之效。

由 于制度原因,目前中国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亟待解决,政府在一些方面也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排斥民间自发合法帮助政府纠错的做法,显然与中国政府倡导的和谐社 会南辕北辙,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不但非法侵害许志永先生个人的基本公民权,也是对公盟以及整个NGO行业的非法打击,并且对社会、政府和国家十分有害, 甚至十分危险。

有鉴于上述事实与理由,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公盟事件,具体如下:

1. 恢复许志永先生个人的自由,暂时撤销对他的偷税罪指控,经过严谨与合乎法律正当程序的调查之后,再做司法安排;

2. 恢复公盟法人身份,归还被抄没的一切物品,撤销取缔公盟的错误决定。

联署呼吁人签名(以姓氏声母为序):

江平 茅于轼 钱理群 许医农 章诒和张思之

2009年8月19日

江平先生(著名法学家)

茅于轼先生(著名经济学家)

钱理群先生(著名教育家)

许医农先生(三联书店著名编辑,照片待补)

章诒和先生(著名作家)

张思之先生(中国最杰出的人权律师)


老艾惊天之语

“四川的沦陷,是自然的更是伦理的,在四川它必须让觉悟者死去,谭先生的不公正的遭遇是无法改变的。他们如果可以这样的对待五千的死亡学生,掩盖豆腐渣工程,没有啥事是做不出来的。这才是现状。”